摘 要：清代至民国初期，川东地区古床式样基本定型，床上的雕饰工艺亦运用普遍。笔者从材质、技法、题材、风格等方面着手，对川东地区古床的雕刻装饰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力求对该方面的研究有所补益。

关键词：川东地区；古床；雕饰

中图分类号：J314.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3—1332（2010）03—0038—05

与京作、苏作、粤作、晋作、鲁作、宁波作乃至扬州、云南、徽州作的家具相比，古代巴蜀尤其是川东地区的家具在材质上乏善可陈，因而见载探讨著述的文章甚少。然而，就其雕刻工艺及内在意蕴而言，仍有其精巧之处和独具的特色。

一、川东地区古床的主要材质

木材的选用是家具品质的重要保证，同时，家具木雕工艺对木材的要求也很高。川东地区地属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带，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四季分明，林业资源丰富，这为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以重庆地区为例，据《重庆市志》记载：“该地树种主要有黄桷树、松、杉、柏、楠木、银杏、香樟、黄荆、皂英、南方红豆杉、黄连、桂花等。”① 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川东地区的古床使用如花梨、紫檀、鸡翅及红木类优质木材的极少，大多就地取材，主要为松木、杉木、柏木、樟木等，而就地生产的楠木也不多见。有的老床还用不同的木料混合制作，将好料用在表面。相对而言，材质较好的有以下几种：

楠木又称“紫楠”、“柟”，品种较多。《博物要览》记载：“楠木有三种，一曰香楠，二曰金丝楠，三曰水楠。南方者多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

金丝者出川涧中，木纹有金丝，向明视之，的烁可爱。楠木之至美者，向阳处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水楠色清而木质甚松，如杨之类，惟可做桌凳之类。”

② 楠木在四川地区生长较多，如《新增格古要论》记载“楠木出四川、湖广，色黄而香，故名。”③楠木属名贵木材，明清两代皇室为修建宫殿、制作家具，曾常年到四川地区采办楠木。楠木生长较慢，木材结构较细，有香气，干燥布列，伸缩性小，纹理美观，木质较软，因而较适宜雕刻。（图 1）

樟木属樟科，亦称香樟。常绿乔木，树皮暗灰褐色，纵裂。高可达数十米。产地广布于长江以南及西南各地。长期以来樟木一直是家居的主要用材，其质地坚韧而有光泽，年久后色泽渐深，古朴美观，是较好的木雕用材。

图1：楠木雕花

柏木属常绿乔木，产于我国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木材为黄褐色，木质细腻，还有芳香的气味，也是家具优良的用材。

杉木亦称沙木，属常绿乔木，品种较多，有冷杉、水杉、紫杉、柳杉、池杉等，杉木产地较广，川东地区亦有种植。其材质较轻，耐腐朽，不变形，故常作为髹漆家具的胎骨，同时亦是家具雕刻良材。

上面介绍的楠木、樟木、柏木在家具收藏界被称作柴木，在川东地区也算是上等木材了。故而这里用柴木制作的古床数量有限，红木之类便更少了，大部分古床所用木材主要是松木、杉木等软木。川东地区老床“本土化”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材质方面探讨的价值不高，难以在质地、纹理及色泽上与硬木相比。但它们却都适宜于雕刻，于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便主要地放在其雕刻工艺、装饰技法、内在意蕴以及它的地区民俗文化特色上。

二、川东地区古床的雕饰技法

所谓木雕技法，是木雕创作中作者对于形象和空间的处理手法。这种手法主要体现在削减意义上的雕与刻，确切地说，就是由外向内，一步步通过减去废料，循序渐进地将形体挖掘显现出来。川东地区的古床雕刻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技法：

1. 浮雕

浮雕技法在川东地区的古床中应用较为广泛，它主要应用在床的花罩、楣子、栏板等部位（图 2）。浮雕又称阳雕或凸雕，它是减地等雕刻方式，去掉不需要的部分，使图案形象凸起。浮雕根据凸面大小的不同可以分为浅浮雕和深浮雕，因川东地区木材材质特点的限制，技法多采用浅浮雕形式。浮雕需用的工时较线刻多，工艺要求也相对较高，好的浮雕立体感强、生动活泼，有呼之欲出的效果。川东地区的古床浮雕，虽受材质所限，体感不够充分，但仍能以题材丰富、图案多样取胜，且造型也不失于活泼美观。

图2：栏板（浮雕装饰）

2. 透雕

透雕又称“镂空花板”，即将花板底子镂空的一种工艺手法。川东地区的古床透雕多用古床的花罩、楣子、栏杆、窗棂等部位。（图 3）其制作方法，通常先在底板上画出所要雕刻的图案，除雕刻的物象和需要连接的地方外，其余部分全部掏空，物象和连接的地方再层层用各种铲和雕刀进行雕镂，刀功的力度和形状往往统一而且匀称。川东地区古床的花罩、楣子透雕多为单面雕，偶见双面（内外造型一致），这主要是因为该构件位于床的上方的背面，视觉不易到达，故而省略。而窗户则多采用双面雕，便于审美。透雕技法突破了板材的封闭状态，使之玲珑剔透，产生了一种穿越木质的视觉感受，较浮雕更具强烈的体感和灵秀之气。另从实用的角度讲，运用透雕技法克服了木材纤维横向不如纵向易雕的缺陷，既节省了木料，同时也有利于床内采光。

图 3： 花罩与楣子（透雕装饰）

3. 圆雕

圆雕是立体的圆形雕刻，又称全雕，即前后左右四面都要雕刻出具体的形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三维空间艺术感的雕塑艺术。圆雕技法在川东地区的古床上运用较少，常见的应用部位主要是望柱的扶手（图 4）。由于圆雕的审美视觉是全方位的，因此对其技艺要求也更高些。其雕刻手法先对主体锯铲轮廓，再加工物象的陪衬部分，一层一层进行雕刻，由表及里逐层凿剔，先雕粗，后雕细，直到细部刻画光滑为止。川东地区古床的圆雕题材主要为植物类和动物类，如金瓜、莲花、瑞兽等。

图 4: 扶手（圆雕装饰）

4. 线刻与绘饰

线刻，顾名思义，是指用线条刻画出图案。此种技法较省工事，主要应用于古床的一些不太显眼的部位的装饰上，在川东地区，该雕饰手法应用最多的部位主要是古床两侧的围屏，（图 5）部分古床的床枋上也用线刻修饰，该技法刻画题材多为花卉等植物纹，讲究一些的，或有山水及人物、诗词出现。刻画的图案多较简练，但也有较繁复者。其效果接近于绘画的白描，给人以清淡典雅之感，亦不乏流畅灵动之作。以线造型是我国传统绘画的主要手段，因而线刻的方式最能将绘画与雕刻相结合。于是看似简单的线刻便融入了更多的绘画因素，比如山水构图中的三远，用笔中的皴法；人物画中的描法，花卉画中的双勾等等。在有的图案旁甚至还配有诗词，这就又将书法艺术的章法融入了进去。（图 6）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床作为大件器物，其雕 刻 装 饰往 往 是 上述 各 种 技法 共 同 加工的结果。胡 德 生 先生 在 其 专著《明清宫廷家具二十四讲》中将这种技法称作“综合雕”。④在上述各种技法中，透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方法在川东地区的古床上应用最多，线刻与圆雕次之。而正是上述各种技法的结合，使川东地区古床上的雕饰显现出其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艺术效果，并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因材质欠佳所带来的缺陷。

图 5： 围屏（线刻图案）

图 6：漆绘兰草诗画

三、川东地区古床木雕装饰题材

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川东地区民风淳朴，尚礼仪，重乡情。在制作家具时，本地居民往往把一些美好的祝福、愿望、吉祥图案和教育内容，通过图形表现在家具图案装饰上，多为富贵吉祥、儿孙满堂、福寿双全、夫妻和谐等，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川东地区古床的木雕题材十分丰富，大都借用吉祥物以隐喻、比拟、谐音等手法来表现一定的寓意。这些纷繁复杂的木雕纹饰，我们可以依其题材分为如下几类：

1.植物类：

植物类的纹饰主要是指一些瑞花、瑞果、和树木。如：牡丹花、梅花、菊花、莲花、兰花、桃、石榴、佛手、杏、金瓜、葫芦、松、竹、桂等。这些植物都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如周敦颐在他的《爱莲说》中曾写道：“牡丹，花之富贵者也。”⑤ ，因而牡丹被人们称作富贵花。又如桃有“王母蟠桃三千年结子，故以祝寿”⑥ 的典故，因此一直以来桃都是作为长寿的象征。兰、梅、竹、菊又如被古人称为“四君子”，象征了不渝的友谊。

2.动物类：

动物类的纹饰包括一些珍禽和神兽，如凤凰、鹤、孔雀、鸳鸯、雄鸡、白头翁、喜鹊、蝴蝶、龙、鱼、鹿、猴、羊、猫、狮、鼠等。动物类的木雕纹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寓意。如鹿在古代被称为仁兽，传说是鹿瑶光散开而生成的，能兆瑞祥。又如蝙蝠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吉祥的象征，特别是红色的蝙蝠更被看重。红色既有驱邪之意，又与“洪”同音，寓意洪福齐天（图 7）。

图 7：倒挂蝙蝠纹饰

3.器物类：

器物类纹饰大多是一些博古器物，博古器物在装饰上简称博古，是图绘古器物或模仿古代款式的各种器物造型。图案多以博古器物如古瓶、玉器、鼎炉、书画和一些吉祥物配上盆景、花卉等各种优雅高贵的摆件组成（图 8），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给人以美的享受。此类纹饰往往能反映床的主人的文化精神取向和审美情趣。

图 8：楣板（图案纹饰为花瓶等器物）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床的木雕纹饰中，主要是以上述元素按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形成福禄寿喜、荣华富贵，婚姻圆满、子祠绵延、家业兴旺、事业顺利、和平安康等主题。如《富贵白头图》是以牡丹藤蔓配白头翁构成，寓意夫妻白头到老、富贵长久。《猴山图》是以寿山上配无数只猴子，亦寓意儿孙兴旺。《锦鸡图》以雄鸡配鸡冠花，意指“官上加官”寓意官运亨通。《山水图》以山、水、小桥、房舍等组合成图，表达人们清心无为的思想。（图 9）

古床作为一种寓意深刻的民俗文物，正是通过不同木雕技法雕刻出多种主题的吉祥纹饰，反映了当时人们最朴实的心理需求。

图 9 ：《山水图》

四、川东地区古床木雕装饰风格

时下，川东地区的古床因其华丽的雕花装饰受到了家具收藏爱好者的亲睐，但在家具或木雕流派中，却没有以川东地区命名派别，没有命名并不意味着川东地区的家具或木雕不能自成一派，接下来我们将对川东地区古床木雕装饰的风格作简要的探讨。

从时代上来看，川东地区现存于世的古床多为晚清和民国时期制作，其风格为清式家具。大体上讲，清式家具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体现了一种厚重、繁缛，艳丽的风格，这与清代统治者极度挥霍的奢华生活和畸形的审美心理有很大的关系。“统治阶层的文化和艺术也往往决定着某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和艺术的整体面貌。”⑦ 清代皇室的审美情趣必然会对民间家具的制作产生影响，因此，清代的民间家具在艺术和审美上显得繁琐堆饰，艳丽媚俗。川东地区的古床从整体上来看，其木雕装饰讲求精雕细琢，繁缛堆砌，充分体现了清式家具的特色，迎合了时代的趋势（图 10）。

图 10：清式贴金雕花床

从地域上来看，历史上的四川经历了数次移民运动，每一次移民运动都是四川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过程，尤其是经过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很多府县成为了客家民系的组成部分，许多移民将自己本地的家具样式和装饰带到川东地区发展演化，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川东地区家具的发展变化。因此，川东地区古床的木雕装饰无论是从技法上还是从题材上看，都能发现外来木雕文化的痕迹。如，川东地区的宁波床在髹漆、嵌瓷画的基础上对部分木雕图案又做贴金装饰，这正是宁波朱金木雕的装饰特色（图11）。又如很多古床运用了贴金的手法对木雕装饰进行修饰，体现了潮州木雕的风格。但是，川东地区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地理优选，对交杂于此的中国南北纵向东西横向的文化进行了适合本土自然、经济环境与人文生态的文化整合，形成了具有川东本土特色的文化，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各移民文化开始逐渐汇于一体。目前川东地区遗留下来的古床多为晚清至民国初年制作，经历了先前这些历史与文化因素的积淀，川东地区古床及其木雕风格已趋于定型，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川东地区古床木雕装饰仍不失本土特色。如前文提到的蝙蝠在川东地区被人们称作“盐老鼠”，⑧ 因此在古床雕刻图案中被大量应用。《山水图》木雕也是川东地区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

图 11：宁波床

各传统木雕流派因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当地材料、工艺技法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川东地区的古床木雕装饰是利用本土木材，其图案多与本地风俗习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审美意识相呼应，在吸收外来木雕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最终形成的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风格。

五、余论

主人需要什么样的家具，是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经济条件决定的，正如传统家具制作界的俗语：“主家由新变，匠人挣工钱。”⑨ 因此，木工匠师们迎合主人的要求，借鉴一些好的式样，或者凭借自身的艺术修养和经验进行创造性的制作，并顺应一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较好地达到和满足主人审美和适用的需求，并在其中努力地展示自身制作工艺的独到之处或风格特点。正是如此，川东地区古床的雕刻技艺水平才有了高低之分，雕刻样式才有丰简之别，装饰风格也才各不相同。如重庆市渝北民俗文化村中被誉为“中国第一床”的镇馆之宝——“满金雕花大床”（图 12），该床雕工精巧，运用了大量的贴金装饰，据知情人介绍：“此床为原江北县悦来士绅戴××为儿媳成婚的陪奁，其娘家为显示富有，特聘请三名雕技高超的工匠，精雕细刻长达三年之久而成的，此床所用黄金贴料就不下三四两，足见其奢侈豪华。”⑩ 又如，现藏于重庆市巴国城巴人博物馆的四柱三檐半围榻架子床（图 13），雕刻装饰运用较为简练，图案题材多为博古器物，床的风格显得庄重、严肃。

综上所述，川东地区古床在材质上与其它地区相比，虽然有所不及，但其木雕装饰技法之多样、题材之广泛，并不逊色于其它地区，且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从美术考古的角度予以挖掘，依然有着较高的价值。其雕刻、造型及绘饰工艺，于今天对该类文物的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川东地区古床的纹饰图案及其寓意、川东地区古床的型制以及它们的现状和保护等方面，均有着很大的空间，这也是笔者将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图 12：满金雕花大床

图 13：四柱三檐架子床

注释：

①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六卷），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1 页。

②（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转引自陆志荣编《清代家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9 页。

③（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转引自陆志荣编《清代家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0 页。

④ 胡德生：《明清宫廷家具二十四讲》，紫禁城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72 页。

⑤（宋）周敦颐：《爱莲说》，转引自月生《中国祥瑞象征图说》，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7 页。

⑥ 月生：《中国祥瑞象征图说》，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9 页。

⑦ 高丰：《中国器物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4 页。

⑧ 邓晓、邓旭： 《川东地区民间古床纹饰的象征性寓意》， 《四川文物》2006 年第 5 期，第 77 页。

⑨ 路玉章：《传统古家具制作技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 页。

⑩ 邹元良：《木雕艺术珍品——雕花贴金大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北县文史资料》（第六辑），重庆江北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 年，第 177 页。